如果说战争、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是强国家建立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值得注意。在米格代尔教授看来，有助于建立强国家的因素包括：世界历史进程提供的机会，来自国内外的军事威胁，独立官僚体系的建立，以及出色的国家领导人。在笔者看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强化国家地位，因为它能改变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竞争力和谈判地位，将该国内部原本大量非贸易品变为可贸易品，强化其分工和产出规模。不仅如此，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持续而根本性地改造相关社会构造和居民的生存策略，从而使原有社会结构瓦解，国家能力持续强化。此外，世俗化运动可以减少宗教势力对国家力量的干预，削弱其社会功能，从而有助于国家力量的强化。对某些核心资源的国有化控制，比如土地的国有化和矿产能源的国有化，固然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但是对于国家能力的提升而言，对物的掌控最终还是无法取代对人的掌控。

此外，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有助于外围地区的国家力量上升。信息化正在大大改造全球经济和产业的基本面貌，但是笔者认为未来更大的冲击将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变革上。一方面，借助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国家将变得明显扁平化，整体成本将大大降低，国家对个体的控制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更加强化。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被小众传媒替代，社会共识瓦解，政治将会变得非常极化，原本工业化时代产生的依赖于社会共识的主流治理形式（比如选举民主制度）也将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之下，制度探索和演进的窗口将再一次打开。在本节所关注的国家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上，我们将看到国家能力大大增强，综合税率大大降低，而且大国相对于小国的优势将表现明显。（原本大国的劣势在于治理分层多，信息失真严重，管理成本高，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大国的劣势不再显著，而规模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如果承认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道理，那么目前流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援助政策就值得做深度而系统的反思。目前的发展援助政策鼓励外部力量渗入受援国内部，扶持其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但是这意味着削弱和瓦解当地本已脆弱的国家权威结构，这些努力最终带来的伤害很可能大于其好处。对当地官员行政与治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应是发展援助中的核心所在，因为比起普通民众，官员素质对于发展的绩效更具有系统性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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